東方列車謀殺案:正義應由法律還是由人性決定?
法律維繫秩序,人性追求正義;而在秩序與正義無法相遇的縫隙裡,才是真正的人類悲劇與自由選擇的開始。
我最近在串流平台又重看了一次《東方列車謀殺案》,並且在馬拉松訓練的時間裡聽完有聲書,幾個小時的時間正好讓我跟著白羅一起在車廂裡審視人性。
正義是什麼?人類的世界真的有這麼簡單嗎?
阿嘉莎‧克莉絲蒂真的是一個偉大的人性作家,她的偵探小說不光只是充滿靈巧設計的情節,也討論了人性、信仰、理性和感性,以及人類追求正義的界線。
白羅在最後說:正義的天平無法永遠保持平衡,這才是真實的世界。
這部小說裡面,火車廂變成了一個法庭。法律失靈,於是十二個人聯手扮演陪審團,親手審判並處決了逃過法律的兇手,這個故事不只是推理小說,而是一場有關正義的辯論。
小說的核心在於「誰有權審判與懲罰」。大富豪卡塞提,這個綁票殺人犯逃過了法律的制裁,卻死在由受害者親友組成的「陪審團」手中。
康德強調道德律不可違,「殺人」作為手段始終不正當。若以康德標準,無論動機如何,謀殺都不可被合理化。
但從功利主義結果論來看,卡塞提的死亡阻止了更多的邪惡,似乎提升了「總體幸福」。但這是否能正當化「私刑」?小說挑戰了讀者對功利主義的舒適感。
然而,這裡也值得批評華人社會常見的「包青天式正義」。所謂「青天大老爺」代表的是一種超越法律制度的個人化權威,藉由一位道德完人的判斷,來伸張民眾心中的公道。這種正義模式看似迅速果決,但其實隱含了兩個危險:第一,它忽略了制度正義的重要性,把公義寄託在少數「清官」的良心與個人裁量;第二,它往往強化了群眾對情感宣洩的期待,而不是對法律程序的信任。結果是,正義被浪漫化為戲劇性的審判,而不是冷靜可檢驗的制度實踐。
相比之下,《東方列車謀殺案》的十二人並非依賴某一位「青天」式的英雄,而是集體化地執行報復。這不但凸顯了群體責任,也讓問題更加複雜:當正義不再來自制度,而是群眾的情感共識,究竟比「清官審判」更公正,還是更危險?
謀殺不是個體行為,而是十二人共同完成,象徵著一個「合議制」的報復行動。
這十二人共同選擇行動,他們個別都無法逃避責任。尼采可能會批評這是「奴隸道德」的展現,群體對單一強權的反擊,不是超人式的創造,而是報復。
白羅最後揭示了「兩種真相」:1. 官方版本:單一外來兇手所為。2.真實版本:十二人合力的審判。白羅選擇將「官方版本」呈現給警方。什麼是真實?什麼是有益的幻象?
白羅在這裡成了「操縱影像」的人,他認為社會不必知道全部真相。真理並非單純的事實揭示,而是出於權力意志的選擇。白羅的決定正是以價值取捨,而非單純追求客觀真理。
救贖
卡塞提的死,是否給予受害者家屬「救贖」?報復違背「寬恕」的教誨,只有上帝有審判權。報復帶來短暫的平衡,但能夠真正抹去創傷嗎?
白羅並非冷酷的機械偵探,他最後的沉默,是哲學性的「選擇不說」。漢娜‧鄂蘭的「邪惡的平庸」,若嚴格執行法律,白羅會讓謀殺者被審判,但他意識到這樣反而維持了一種更大的不義。
在荒謬的世界裡,白羅選擇了一種「人性的正義」而非「制度的正義」,這是一種對荒謬的回應。
李忠憲教授的臉書筆記
留德教授閒聊資安、跑步、德國和人生!
《French Exit》:用金錢完成死亡,用死亡審判金錢
一場優雅退場的荒謬告別式,也是一份對人性與價值的最終清算
德國明星米歇爾.菲佛一直是我很喜歡的女演員。今天跑步時,我再次重看了她主演的電影《野蠻法國行》。
這部電影改編自加拿大作家 Patrick deWitt 的小說《French Exit》。片名原意是「不告而別」,如同從一場聚會中優雅抽身,也像是悄悄離開人生的舞台。
我也買了有聲書,小說不斷反問:「如果一個人的價值只是由財產定義,那當財產消失,還剩下什麼?」
這部電影雖然包裝成喜劇,卻隱含著一種荒謬而沉悶的悲傷;在其中,死亡與金錢不僅並行,更展開一場靜默的對決。
金錢支撐著生活的虛構,而死亡撕破這一切的假象。女主角 Frances Price 的人生,看似從紐約上東區的奢華生活墜落至巴黎小公寓的沒落,實則是一場極端而優雅的價值清算。
Frances 的人生哲學是精確而冷峻的:「我原本的計畫,是在錢用完之前死去。」
這不是一句玩笑,而是她對生命最深的批註。在她眼中,死亡不是突如其來的終點,而是一場可以預算、安排、甚至帶點風格的「退出行為」。這種對死亡的掌控,揭示了一種存在主義的自由意志:當人生無意義時,人的最後權利就是選擇「如何離開」。
Frances 出身富貴,丈夫死後留下一筆可觀遺產,她沒有工作,也沒有興趣重新定義自我。金錢對她而言,不是生存工具,而是身份與意義的外包品。當她揮霍無度、拒絕節制時,並非無知,而是清醒地執行一種信念:「既然我不需要活著,那錢就沒必要留下。」
她自己說這有點像退休,但她說:我一輩子從來沒有工作過,這樣又怎麼能夠算是退休?
金錢,在她的人生中扮演著替代品的角色:替代愛、替代責任、替代目標。她說:「我曾有一切,所以我沒有學會任何事。」
她不與兒子建立真正關係,不在社會中尋找價值,不嘗試彌補失敗的婚姻。只要錢還在,她就還有一種「體面存在」的假象。
當金錢逐漸耗盡時,她並未掙扎,而是更加堅定地準備迎接死亡。金錢不是她的避風港,而是她選擇終結的儀式之火。她不靠岸,而是選擇在餘燼中沉沒。
最耐人尋味的是,她將最後的現金交給一位流浪漢保管,預期他會將之據為己有,但他沒有。他只拿了一小部分,剩下的完好無缺。
這一幕就像一場哲學上的反轉審判:真正尊重金錢的,不是有錢人,而是一無所有的人。
流浪漢的節制與誠實,是對 Frances 一生中虛偽金錢價值的最後控訴──你用錢定義尊嚴,但尊嚴從不屬於金錢。
這也讓她的死亡,從一種「自我決定的終結」,轉變為「面對真實價值的失敗」。她從未能用錢買到真正的關係、安穩或救贖,而死亡揭露了這一點。
《French Exit》用輕巧、荒謬又黑色幽默的語調,寫出一個深刻的命題:金錢雖能撐起一段人生的外觀,卻無法填補死亡帶來的空白。
Frances 以為自己主宰了金錢與死亡,但最終,她只是被這兩者玩弄的角色。在她精緻的離場背後,留下的不是讚嘆,而是無聲的疑問:
當我們用錢活著,那麼死去的時候,還剩下什麼?
也許我們都該反過來問自己:如果死亡不能用錢處理,那麼活著又該如何定價?
反抗的清單:在人生履歷之外,寫下存在
如果人生只是完成一張打勾清單,那麼,我們會在哪一行寫上『活著』?
想起電影朝聖之路,兒子丹尼爾跟他的醫生父親說:人生不是用來選擇,而是用來體驗的。
那麼,我們該體驗什麼?名校、留學、成就、配偶、孩子、金錢、豪宅、跑車、異國風情?
一張完美清單,一項項打勾,直到死亡。
這樣人生就算有了體驗嗎?
人生當然不是用來打勾的,而是用來反抗的。「不抵抗,就不存在」!
常常有人會問自己:人生目標是什麼?
幾乎沒有人能夠逃脫這個問題的壓力,它觸及我們存在的核心,揭露了最深層的慾望和期待。
這個問題會帶來恐懼:如果我不知道目標怎麼辦?
在人生目標的問題上,主要有兩種人:追求永久有意義且以目標為導向積極生活的人。以及極度放鬆、充滿慾望、隨波逐流。
當談到目標定位問題時,自由行遊客對目標有最好的說明,兩種截然不同類型的旅行者:閒逛者和名單打勾者。
讀書、工作、養活自己,結婚、生小孩、爬職場的天梯,名單打勾者就是這樣過生活,做一件事打一個勾,不一定每個選項都可以達成,但就這樣過完一輩子。
久而久之,這樣的生活會令人厭倦。只要我們抬起頭,看見那些「清單之外」的事物,就會感受到一種開放的不安:因為存在,意味著要在黑暗中摸索。
我們處理這種對開放不安的主要方式是設定目標,致力於具體目標的生活。
首先,目標主要功能是產生意義。每一個有意義的行動都有一個目標,否則就沒有目的。然而,由於像我們這樣的生物存在比意義更迫切的需要。目標也帶來心理上的即時激勵——從三分鐘沖泡的即溶咖啡,到構築千年的帝國幻想,都是同樣的心理機制在驅動。
具體的目標使得體驗和衡量自己的進步成為可能。這樣就可以帶著目標成長,它們降低複雜性,提供支持和結構。
設定人生目標可以增強日常生活中承受痛苦和面對失望的能力。尼采說:任何一個在生命中,知道為什麼活的人,都可以忍受任何方式的生活。還有比用自己的力量,實現自己設定的目標,更令人滿意的感覺嗎?
不見得每個人都是目標導向的人,雖然他們未必有明確的人生藍圖,但他們往往懷抱某種感受,不願束手就擒,選擇起身行動。
黑格爾曾說:歷史唯一教會我們的就是人們從未從歷史中學到任何東西。這似乎對於選擇反抗是一種諷刺,但這其實是一種啟示。在我們反抗的同時,我們正在創造歷史。
反抗不僅是對抗壓迫的行動,更是自我實現和人類進步的動力。因此,即使世界未必因此而改變,我們反抗的行為本身,就已是我們人生旅途中的重要標記。
反抗成就了人類文明的進步!問題我們知道要反抗什麼嗎?
因此,與其苦苦追問人生目標,不如問自己:我是否曾為某件值得的事掙扎過?曾為某種信念感到羞愧或驕傲?這才是真實的體驗,而非一張精美的人生履歷。
人生不是為了完成別人期待的任務清單,而是為了在不確定與痛苦中,仍選擇誠實面對、勇敢反抗的過程。我們不需要等待世界允許我們開始生活——我們只需站起來,在自己的黑暗中舉起一盞燈。
人生不是用來選擇的,而是用來體驗的。而反抗,正是最深刻的體驗之一。
獨立自主、愛自己,並以自己為唯一的敵人!
從「留德華」到「李忠憲教授的臉書筆記」
我把粉專名稱悄悄改了。
過去叫「留德華教授的臉書筆記」,一方面取自自己的留德背景與教職身份,另一方面也帶點玩笑的語氣。
但隨著時間過去,我漸漸發現,「華」這個字,在台灣社會的語境裡越來越難以單純使用。許多台灣朋友,尤其年輕一輩,對被稱為「華人」感到不適,也不願自己的認同被模糊地歸類為某種文化大一統的框架。這點,我理解,也同樣感受深刻。
更何況,現在的「劉德華」,無論歲月的痕跡或人生的選擇,也早已不再是我願意拿來當綽號的一種對照。
所以我把名字換了。
不再藏身於戲謔的代稱之中,而是選擇直接以「李忠憲教授的臉書筆記」呈現。這個名字,說明了我,說明了我從哪裡來,也說明了這裡會寫些什麼——關於台灣,關於學術,關於留德的記憶,關於跑步與閱讀,關於一個人如何在時代的縫隙裡,尋找可以誠實說話的空間。
名字換了,筆還在寫。如尼采所說:「要成為你自己,是一種藝術。」
改名,不過是更接近自己的起點。
謝謝!
人生意義的XY軸
每個人對生命的意義看法都不同,也有相對應自己人生觀的哲學家。
但是簡單來說,我們可以像數學XY軸來看待和理解這個問題,X軸是:生與死,Y軸是主觀與客觀。
相對應的哲學家大概如下:
1. 生與客觀
• 斯賓諾莎:生命是一種存在的力量,應該滿足我們的願望。
• 老子:不作為的策略,讓生命的道理自然呈現。
2. 生與主觀
• 亞里斯多德:生命有其內在目標,人應遵循。
• 漢娜·鄂蘭:人類的生命可以成為一種作品。
• 威廉·詹姆斯:選擇對自己最有利的方式生活。
3. 死與客觀
• 佛洛伊德:生命和死亡的驅動力在我們的無意識中鬥爭。
• 黑格爾:死亡的存在使我們能夠建構自我。
4. 死與主觀
• 奧古斯丁:當不知道選擇什麼道路時,等待外界指引。
• 海德格:透過面對死亡,我們理解生命的意義。
• 沙特:我們自由地選擇賦予生命的意義。
以下是一些步驟,可以幫助我們做這個判斷:
1. 了解你的生活態度:思考你如何看待生命的起源和終結。你是否更加關注生存和存在的力量,還是更在意死亡和存在的結束?
2. 檢視你的價值觀:思考你如何做決定。你是否根據內在的目標和價值觀來生活,還是更注重外在環境和客觀事實?
3. 匹配哲學家的觀點:
o 生與客觀:如果你認為生命應該滿足我們的願望並且你注重自然呈現的道理,那麼你可能認同斯賓諾莎或老子的觀點。
o 生與主觀:如果你相信生命有其內在目標,人應遵循,或你認為生命可以成為一種作品,那麼你可能認同亞里斯多德、漢娜·鄂蘭或威廉·詹姆斯的觀點。
o 死與客觀:如果你認為生命和死亡的驅動力在無意識中鬥爭,或死亡的存在使我們能夠建構自我,那麼你可能認同佛洛伊德或黑格爾的觀點。
o 死與主觀:如果你認為當不知道選擇什麼道路時,應該等待外界指引,或透過面對死亡來理解生命的意義,那麼你可能認同奧古斯丁、海德格或沙特的觀點。
根據我們的生活態度和價值觀,可以將自己定位在這個XY軸上的某個位置,並透過對照哲學家的觀點來理解和判斷自己的屬性。這種方法不僅能幫助我們更好地理解自己,還能讓自己在面對生活中的選擇和挑戰時有更多的哲學依據。
我個人是偏向死與客觀,長期看我臉書的朋友應該有些了解。
您是哪種?
理性啟蒙:不敢看台灣奧運選手比賽
很多我的台灣朋友都有這種現象,不敢看台灣選手比賽,中國人如果看中國選手輸了,他們會痛罵選手,罵到臭頭。但台灣人如果看台灣選手輸了,他們會責怪自己帶給台灣選手厄運,因此輸了比賽。有很多台灣 KOL 以此為一種趣味,因而造成很多朋友不敢觀看台灣選手的比賽,真是一種有趣而奇特的現象。在奧運比賽中,不同國家的觀眾對待自己國家選手的反應反映了各自的文化、心理以及哲學背景。
中國觀眾在看到自己國家選手失利時,往往會表現出憤怒和批評,這可以歸因中國的集體主義文化,中國社會強調集體榮譽,選手被視為代表國家形象。因此,失敗被視為國家榮譽的受損。除了國家以外,沒有個人的空間,這也是中國整個國家看待奧運比賽的方式,所有的運動員,都只是為了國家的金牌而存在。
台灣觀眾對選手失利的反應較為溫和,自責心理較強,台灣社會較重視個體價值和同理心,觀眾對選手的失利更容易表現出同情和支持,而不是苛責。作為國際社會中的小國,台灣人更容易感受到自身的渺小和無力,因此選手的失敗容易被解讀為運氣不佳或是環境不利。台灣受到中華文化和西方文化的雙重影響,對失敗的解讀也較為多元和包容。
德國觀眾對國家選手的失利反應一般比較理性,並傾向於分析原因,德國文化重視理性和邏輯,失敗被視為一個需要分析和改進的問題,而不是單純的責備對象。德國人強調個人責任,選手的失敗通常被視為個人的挑戰,而非國家的恥辱。
我個人覺得這不是一個值得推廣的趣味,在台灣奧運選手比賽的當下,欣賞他們努力的成果和奮戰的精神,勝敗其實並不是最重要的部分。
理性思考,奧運台灣選手的比賽已經不多,能看就應該好好去看,不應該有這種莫名其妙的心理複雜因素。而且這跟台灣人自我的認知和信仰有很多非理性的連結,自己帶賽,人過世成神仙,以及很多奇怪毫無道理的禁忌有關。
我可以跟大家保證台灣選手的輸贏和電視上觀看的我們毫無關聯,如果可以去現場觀看加油,絕對是正面的影響。
不要再散播一些毫無根據的禁忌了,尤其KOL們別認為只是趣味沒有影響,這是詐騙成長的因素之一。
台灣的理性啟蒙就是大家從勇敢即時去看台灣奧運選手比賽開始,觀看比賽根本沒有非理性的力量,退一萬步即使有個人的影響也沒有那麼強大!
真實是什麼? 有關蔡英文的博士論文!
我在觀點和真相那篇文章講到:每個人的陳述都不是事實,只是一種觀點,而且親身的經歷是非常個人化。那麼有辦法知道何謂事實嗎?
20世紀初,美國實用主義者興起了一場運動,他們出於對無休止的真理討論的不滿,建立了一個「實用標準」:「真實的就是有幫助的」。
現實是否可以服從我們的想法,而不是我們在自己的意圖中追求現實?正如玩弄概念一樣,在抽象層面上總是有針對此類反對意見的智力迴旋餘地。如果你以足夠普遍的方式看待它們,這些條件就會變得無形且分散,例如蔡英文的博士論文,這世界絕大部分的人不是她的同學,沒有人親眼看過她的博士論文口試,順便一提當年我的博士論文口試,除了口試委員的教授外,實驗室的同學也沒有人旁聽,每個畢業的學生都是這樣,那麼如何判斷這是現實?
當我們迷路時,最好的建議就是退後一步。
第一步是放棄問題的普遍性,一般來說,「什麼是真實的?」無法得到答案;從最普遍的意義上來說,真實永遠不可能被擁有。這意味著永遠無法完全確定核能是危險的,也許只是有人給我戴了有色眼鏡?我們又沒有真實體驗福島,車諾比爾或三浬島的核能災難,核能真的危險嗎?反正現實考量,冷氣及半導體都要用電,核能可以發電,難道這樣還不足夠嗎?
關於這個問題,卡爾·波普爾給了這樣的建議:
試著反駁我們認為是真實的東西——如果我們付出了很長時間的努力並且它仍然有效,那麼它很可能是真實的!
我們要了解世界上(或台灣)發生的所有事情嗎?為什麼高虹安的貪污和黃國昌的反質詢與我們有關,當有用的東西比比皆是時,為什麼要為無用的東西煩惱呢?如果把了解現實付諸實踐的話,波普爾的指針是有道理的,我們必須為現實而努力,因為它不是免費給你的,柏拉圖說:不經檢視的生活不值得活,相同的道理,不經自己檢視的事實不值得相信。在科學研究中,我們可以有意識地堅持一個假設,透過排除例外來豐富假設,以對抗實驗中的矛盾。
人們很容易將現實視為一堵堅硬的牆,維特根斯坦用向後彎曲的鏟子來挖掘岩石為例說明語言工具作為理解現實的不足,這就像試圖用一把向後彎曲的鐵鍬去挖掘岩石,這種工具的形狀和功能使得這個任務變得幾乎不可能完成。
如果到目前為止所說的是真的,那麼我們自己就是真實的一部分,現實中不可移動的東西恰恰是當我們想要到達所謂的牆,真實的不是牆,而是我們內心的運動。蔡英文的博士論文是不是真實的?期待、失望、痛苦、對幻象的洞察是真實的,因為我們就是真實中的一部分。
Eels 2024 最新的專輯歌曲《TIME》:
時間
時間,現在一切都關於時間
滴答,我搖擺,但接著我看向時鐘
敲敲,誰在那兒?
嗯,我不敢...
打開門
時間,那時只有時間
咔嚓咔嚓,沿著軌道行駛
從不擔心回程
任何地方對我來說都很好
為何不停下來看看...
那裡有什麼?
時間,現在時間不多了
有什麼可怕的,好吧,我喜歡這裡
和我愛的人如此接近
也許還有某種方式
親愛的上帝...
我可以留下
"TIME"
Time, it's all about time now
Tick-tock I rock, but then I look at the clock
Knock-knock, who's there?
Well, I don't dare...
Open the door
Time, there was nothing but time then
Click-clack riding down the tracks
Never worried about coming back
Anyplace looked good to me
Why not stop and see...
What's there?
Time, there isn't much time now
What's the fear, well, I like it here
With the ones I love so near
Maybe there's just some way
Dear god...
I can stay
文明的起點
有次著名考古學家瑪格麗特·米德(Margaret Mead)演講時,有位學生提問: 文明的第一個標誌是什麼 ?
學生期待聽到關於魚鉤、陶罐或磨石等等工具之類的回答。
但是米德的回答卻出人意料地:她認為,古代文化中文明的第一個標誌是大腿骨被折斷然後癒合。
在動物王國裡,如果一隻動物摔斷了腿,它的命運幾乎註定。它無法逃離掠食者的追捕,也無法尋找食物和水源,斷腿表示無法生存。
然而,一根骨折的股骨能夠癒合,這表示在這段過程,有人花時間陪伴斷骨者,幫他包紮傷口、將之帶到安全地帶並照顧傷者康復。
這種行為展示了人類早期社會中的互助精神和同情心。
米德指出,幫助別人渡過難關是文明的起點,文明的核心不僅在於技術和物質進步,更在於我們如何對待彼此。
文明的真諦在於同情、關懷和無私的付出。當我們為他人服務時,我們體現了人性的最佳狀態。當我們不求回報地幫助他人時,我們不僅在個體層面上實現了自我價值,更在社會層面上推動了文明的進步。這種行為不僅是道德的高尚,也是人類社會和諧共處的基石。
叔本華(Arthur Schopenhauer)強調了同情心的重要性,他認為同情心是道德行為的基礎,他寫道:只有當一個人能夠真正同情別人的痛苦時,他才會被驅使去行善。
這種同情心正是米德所提到的文明起點的核心所在。
文明不僅僅是建立在豐富的物質和技術成就之上,更是深植於人類內心的善意和互助精神。當我們回顧歷史,看似微不足道的關懷行動,正是推動人類社會不斷前進的無形力量。
真正的文明不僅在於技術的進步,更在於我們如何對待身邊的人。
11/01/2024
下雪
我人生第一次看到雪是在德國,我在柏林第一年遇到白色聖誕節,下雪的國度常常會成就一些偉大的思考,這種地方很難露宿街頭,在零下10幾度的冬天這樣會死,因為下雪也會讓很多城市中小昆蟲的生物消失殆盡。
下雪總讓人家感覺是短暫的奇蹟,帶來光明和純粹的幸福,雪難以捉摸的魅力讓我們如此著迷。
雪最令人讚賞是能夠將世界從它熟悉的地方撕開,初雪打在頭上,然後從臉頰流下來,總會讓人感受到大自然升起的力量。
當白雪覆蓋一切,就像用一張包裝紙遮掩日常熟悉的環境,那些我們習以為常、視而不見的每日足跡,突然完全改變。
走在雪上會開始回想過去這條路以前是長得怎樣?然後期待雪融化之後,又恢復了原來幽靜的面貌。有時候坐在下雪的公園裡面,時間本身似乎靜止了。毫無疑問,飄忽不定的雪正是轉瞬即逝的形象。
本來五彩繽紛的城市,下雪之後只有一種顏色,變成一種單調的風格,低聲沉默,改變了人們的視野,雪破壞了色彩和華麗,似乎為世界披上了一層遺忘的外衣。陽光照在雪上,像是冰冷的火焰,呈現秘密的生命力。
大雪的覆蓋提醒我們,尋常的生活如果突然被剝奪,就會發現我們曾經擁有幸福。
04/01/2024
貓
無論是在網路上還是在家裡,貓無疑都是明星動物。有貓就推,有貓就給讚,這是我們常常看到的字眼。
我在隱性反骨書裡面寫的在尼釆的精神三變,最後變成一隻貓。女王問了我好幾次,”這是什麼意思? 你胡謅? 欺騙讀者的!”。我的文章都是胡謅的,至於有沒有欺騙讀者,我的答案當然是沒有,到底我有騙到什麼東西。而且這個問題要問讀者,有些人看了之後,跑去德國念書,或跑馬拉松,這樣是否算是被騙?
我也常常想”精神三變,最後變成一隻貓”到底是甚麼意思? 最近還安排了一趟日本貓島之旅,看有沒有辦法遇到名為蘇格拉底的貓給我解惑。
在人類文化中,貓是種與黑暗力量有關的神奇動物,安息日時撒旦以貓的形式來到,女巫騎著貓去崇拜惡魔,例如黑貓宅急便。貓經常被描繪為獨立且神秘的生物,它們的形象既不完全被馴化,也不完全遵循人類的規則。這種特性在不同的文化故事中有所體現,《穿靴子的貓》這個故事中的貓角色,透過成為一個狡猾而智慧的半人類形象,顯示出貓的獨特魅力。
貓和兔子一樣,他們不遵守戒律,也沒有理想。他們沒有表現出任何內疚或悔恨的跡象,也沒有努力變得更好。然而,它們也被認為能夠感受到人類的情感,如悲傷和痛苦,並在困難時刻提供陪伴。貓與人類的關係是基於相互尊重,而不是傳統意義上的主從關係。它們依附於人類,但同時保持了其獨立性和自由意志。貓可以感受到人類同伴的痛苦,並在困難時期陪伴在身邊,但他們不會在這些角色中犧牲自己,透過簡單的存在,貓咪減輕了人類的悲傷,如果不滿意人類的陪伴,貓咪甚至會選擇離開。我們為它們提供食物和住所,但它們並不認為我們是它們的主人或主人,除了陪伴之外,它們不會給我們任何回報。如果我們尊重他們,他們就會依戀我們,但當我們離開時,他們不會想念我們。失去了我們的支持,沒多久它們就會再次變得狂野。他們不服從或尊重今天與他們生活在一起的人類,即使他們依賴我們,他們仍然獨立於我們。
貓與其他野生動物不同,貓從一開始就選擇與人類密切共生,同時保持其野生本性不變,貓與人類生活方式完全不同的生物。它們與人類互動,可能會以自己的方式表達愛,但在生命的深處,貓與我們保持著根本的差異。這種獨特的特性和行為使貓成為人類生活中神秘而迷人的伴侶,引人探索其深不可測的內在世界。貓並沒有完全變成人類,他們與我們互動,可能會以自己的方式來愛我們,但在生命的最深處與我們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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